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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的三部曲  

2012-09-17 23:44:30|  分类: 人力资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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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的三部曲

  中国高职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摸索前行,需要政府把握全局并从政策高度给以引领,需要各院校如实地收集和分析数据,需要对数据进行跨校、跨地区、跨年的比较,需要从这些比较中找出破解普遍性问题的对策,作为成功的办学经验加以推广。

  满足这些需要的关键在于:建立起高职院校对人才培养的出资方——政府和老百姓负责(Accountable to the government and to the people)的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如果把高校的质量报告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内部参考版”,主要是高校内部各部门通过收集信息,对培养过程进行诊断,根据信息反馈和诊断结果改进教学等培养环节(参见麦可思为合作高校准备的《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评估报告》)。另一种是“社会公示版”,报告要向社会公布,回答政府、学生和家长的问责。例如,一些中国高校去年对外发布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就具有这种“公示性”,目的是写一份年度问责报告(Annual Accountability Report),虽然没有写成中国版问责报告。

  >>> 已有的“985院校”质量报告难以作为借鉴

  2011年10月,北京大学等“985院校”陆续公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对报告的点评可参见2012年2月6日《暸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的文章《进一步提高大学质量年报的科学性》)。然而,这些报告里都没有回答以下这些重要的问题:每年来自政府的投入有多少?来自学生家庭的投入有多少?生源构成有什么变化(教育公平)?学生对教学、科研、校园生活、后勤服务等满意度如何?毕业生的就业结果如何?毕业生对培养过程各环节的有效性评价如何?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如何?高校对所在社区建设贡献如何?(注:同济大学的报告中包含毕业生调查,但是样本量和答题率不详。)

  更为关键的在于,“985院校”的报告不能为高职院校提供具体借鉴。这两类院校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从生源来看,“985院校”强调“掐尖性”,晒抢来的尖子生,高考状元或者竞赛获奖者。而高职教育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在于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面向人人的终身制学习”(可参见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2年2月13日的教育部职成司高职高专处范唯的文章《发掘高职学校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的董捷副院长说:“我们(高职院校)位于高等教育招生的生源末端。”来自西部各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和农民工家庭或者城市下岗职工家庭的学生在高职院校中占相当比例,高职毕业生是家庭第一代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最高。高职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帮助这些学生实现“增值”(Value-added),在原有相对薄弱的基础上,对知识、技术、能力和价值观实现最大的提升。就扶助弱势家庭,帮助其子女实现代际的向上流动而言,高职院校对实现教育公平的贡献不可替代。如王伯庆博士常讲,“高职教育是中国最大的扶贫项目,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和谐工程。”

  就培养结果来看,大多数“985院校”毕业生读研和出国的比例较高。比如北京大学2010年毕业生中,44%读研,30%留学,只有22%就业(数据来源:《北京大学2010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即四分之三的毕业生成了高校师资或其他学术科研人才的后备军。而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强调就业,毕业就能上岗,实现从学校到职场的无缝对接。毕业生不用再做“啃老族”,政府不用再提供额外的就业服务,用人单位也可以缩减聘用以后的职前培训。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是衡量高职院校培养结果的关键性指标,集中体现了高职院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才贡献。

>>> 高职质量“三部曲”新框架:院校年度报告系统+深度个案分析+政策跟进

  针对上文中总结的差异,高职院校质量年度报告需使用跟“985院校”报告不同的数据来源、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要整合学校、用人单位、第三方研究机构等多方提供的信息,以学生为中心,以就业结果为导向,从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教育公平、为学生服务、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这四个方面来衡量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

  从各校(尤其是示范/骨干校)提交的年度质量报告中,教育主管部门和研究机构可遴选个案进行深度调研。遴选标准是该校所面对的办学困难具有普遍性,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独特性,经过实践的验证,有来自高校、在校生、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等多方的数据支持,总结出来的经验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具有可推广性。

  以年度质量报告系统和深度个案分析为基础,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可了解当地高职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发布地区年度报告(可参见《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和重点产业人才供应2011年度报告》和《宁波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2011年度报告》)。及时出台相关文件,针对报告系统中发现的制度性问题,以政策为“杠杆”,破解问题并推广经验。

  建议政府部门通过汇总各高职院校和各省市地区的信息,完成并发布全国高职的质量年度报告。总结高职院校作为一个群体,在服务学生、服务所在社区、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独特作用和价值。从全局的高度出发,出台调控政策,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各院校和各省市完善高职办学质量的保障和提升机制。(麦可思研究院执行院长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 郭娇)

【媒体视角】

  《瞭望》新闻周刊主任记者周大平向本刊致信,就高校质量年报进一步表达自己的看法——

  关于“高校质量年报”的思考

  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大多数高校的行政领导还是在追求自己任期的政绩,而非思考学校的长远发展。在近几年的高考招生中,一些名校“抢生源”越来越白热化,其实质,并不意味着高校重视人才培养质量,而仅仅说明把本校年复一年的招生录取线,作为领导的重要办学政绩。

  如果一所高校真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愿望,就会在推出相关举措前广泛听取师生的意见,而不是只有学校行政领导说了算。这正是目前改革的难题:改革的话语权几乎掌握在政府部门官员和校内的行政领导身上,而他们恰是需要改革分权的对象(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转变政府和学校之间的管理方式,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去行政化)。所以,要推进改革,就必须把师生以及公众的意见纳入改革决策体系。

  当然这种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需要非政府的专业机构,利用自己的技术积累和人才优势,为国内教育职能部门和高校提供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调查数据分析的方法和技术支持,以及介绍国外相关的成熟的经验,都很有必要。麦可思在这方面的高新技术服务,对推动高校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服务,放在学校长远发展规划的重中之重位置,将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国内的高等教育改革而言,任何改革模式的推进,都需要改革理念及科学方法的宣传、普及逐步到位。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基础上,这样的宣传、普及,会澄清很多模糊认识,这往往是形成改革共识的前提。麦可思开发的“社会需求和培养质量跟踪评估系统”项目,对于学校层面的质量年度报告如何做到客观真实,提供了实际操作上可以量化的路径。学生及其家长们所期待的,正是这种与国际接轨的质量年度报告。在共同的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中,一所高校只要严格依此做出的质量年度报告,就会成为公众选择高校时极具价值的依据;否则,如果仍旧只发布一些光鲜的数据,就会成为忽悠公众的笑柄,哪所高校愿意继续充当这种“自我表扬”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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